吴敬梓和曹雪芹，同样是从世家子弟坠落到平民，其过程却并不完全相同。吴敬梓的财产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一点一点地挥霍掉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我后面再讲。而曹雪芹则不同，曹家是在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浪中突然败落的，是当事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的一场灭顶之灾。曹家和雍正的一些政敌兼兄弟，关系非常亲密，曹家因而受到牵连，成为雍正打击的对象。这种政治的打击非常突然，非常残酷，就象一个晚上的事情。昨天还是鲜花似锦，今天就是一败涂地。打翻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。真所谓“家亡人散各奔腾。”那种迅速和残酷，非当事人难以体会。我们读读《红楼梦》第五回里的那些曲子，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凄凉。可怜一部《红楼梦》，“不是情人不泪流！”所以，在《红楼梦》里，荡漾着一种梦幻似的氛围。昨天和今天，那种沧桑巨变，回想起来，就象一场大梦，一场噩梦。在《儒林外史》里，没有《红楼梦》里那种梦幻的虚无的色彩。吴敬梓面对着盛世的社会危机，他很失望，但还没有绝望，没有走向虚无。全椒吴家是著名的科举世家，吴敬梓的高祖吴沛有五个儿子，其中有四个培养成了进士，两个是明朝的进士，两个是清朝的进士。后来吴家又出了两个进士。其中还有一个榜眼。王士祯在《池北偶谈》中对全椒吴家科举的鼎盛称羡不已。话说回来，吴家的这六个进士加起来，其中一个榜眼，一个探花，也没有一个吴敬梓的贡献大。吴敬梓最引为自豪的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十五年的探花，可吴国对有多少政绩，在历史上有多少贡献？实在是政绩平平。他才能平庸，思想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。据说他的书法极好，八股文章很出色，方嶟为吴敬梓《文木山房集》所作的序中说，吴国对“其所为制义，衣被海内”，我们现在也只能说他非常善于考试，如此而已。幸亏吴国对一支后来衰落了，吴敬梓的嗣父不会钻营，是个“守规矩与绳墨，实方圆而枘凿”的穷教官，吴敬梓在父亲去世以后又遇到了那么一场家难，族人来争夺他的家产，使吴敬梓受到很大的刺激，并从此变得放荡不羁，受到那么多的冷眼和轻蔑，幸亏他在科场上并不顺利，考官没有看上他的八股文章，这才给我们保留下来这样一位天才的讽刺作家，使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样犀利的讽刺巨著。其中家难的影响尤其值得我们重视：正是这场家难激发了吴敬梓的叛逆反抗意识，正是族人的鄙视，甚至“乡里传为子弟戒”，才将吴敬梓驱往繁荣开放、人文荟萃、处处得风气之先的南京城，使他结识了一大批学者文人，呼吸到了时代思潮的新鲜空气，开拓了眼界，并进一步从个人的坎坷和不幸中解脱出来，看到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，看到了全社会的腐败和没落。命运就像一个老人在人生的歧路上等待着我们的天才，他坚决地阻止天才离开属于自己的领域：“抛弃你那些庸俗的功名欲望吧，认识你自己！”

从地域上看，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都和江苏很有缘分。江浙地区堪称为明清两代知识分子的摇篮。在清、近代的哲学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中，江浙人占有极为可观的比重。在清代经学的流派中，吴派的惠栋、江永、王鸣盛、钱大昕都是苏南人。戴震是安徽人，而吴派学术给他的启迪不可忽视。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中，如著名经学家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汪中、阮元等，均为江苏人。清、近代的史学大师万斯同、全祖望、赵翼、章学诚、王国维都是江浙人。清、近代的文学家中，江浙人所占比重之大，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这里学术空气之浓厚、思想之活跃、学术信息之灵通，可想而知。就明清小说而言，一半以上的作品与江浙有关。而吴敬梓和曹雪芹也和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十八世纪的这两位文化巨人，他们都喝过秦淮河的水。曹雪芹不是江苏人，曹雪芹的家族，早先是汉人，在与后金的战争中被俘，成为后金的包衣，即奴隶。后来立了军功，地位逐渐上升。因为和康熙的特殊关系，被优待而安排到江南当了织造。在江南，曹家又逐渐地成为联络满汉感情的桥梁。从文化上来看，曹雪芹的家族由汉至满，由满而汉，先满化，又汉化，亦满亦汉，很特殊。曹家四代人在南京、扬州、苏州生活了60年之久。曹雪芹的朋友敦诚说曹雪芹“秦淮旧梦人犹在，燕市悲歌酒易醺。”“秦淮”与“燕市”并列，北京和南京对提，其中“秦淮旧梦”所指，显然是曹家在江南的那段生活。曹家“鲜花着锦，烈火烹油之盛”，也是指的南京。而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。吴敬梓对家乡没有好感，家乡有势力、有地位的人将吴敬梓看作败家子的典型。在《儒林外史》中写到一个五河县，风气恶俗，是那么的势利和虚伪，那里的“礼义廉耻都灭绝了”，令人深恶痛绝，它就是吴敬梓家乡全椒的影子。而吴敬梓对南京非常喜欢，书中写到南京，它是那么繁华、开放，是一个不夜城，一个人文会萃之地。吴敬梓自号“秦淮寓客”。他对扬州也非常喜欢，遗言要家人把他葬在扬州。“生耽白下残烟景，死恋扬州好墓田。”这就是吴敬梓给他的朋友留下的印象。他不说要葬到家乡。他是家乡的弃儿。现在安徽的全椒有一个《吴敬梓纪念馆》，全椒离南京不远。

吴敬梓之喜欢南京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在南京有许多六朝的古迹，使他想到那些魏晋名士，想到魏晋风度。魏晋风度使他心驰神往。吴敬梓和曹雪芹都被他们的朋友比作正始的名士阮籍。吴敬梓更是时时以魏晋名士而自居。魏晋的名士风流历来为后世的文人所仰慕，尤其是阮藉和嵇康。阮藉、嵇康的一生揭示了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和悲剧命运：参与政治吧，难免同流合污，无法保持思想的独立性；远离政治吧，难免终老林下，一事无成。说到底，封建社会需要人才，但首先必须甘心作奴才。封建社会里最不需要的是时时刻刻想保持思想独立性的人物。而阮藉和嵇康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试图保持自己思想独立性的人物。礼教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，而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生当这样的时代而想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，那就不能不是一个悲剧。阮藉、嵇康之为后代文人所同情，所理解，正在于自魏晋以后，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并没有因朝代的更替而改变。后世文人之仰慕阮藉、嵇康，吴敬梓和曹雪芹之仰慕阮藉、嵇康，他们之自比阮藉、嵇康，其原因正在这里。归根到底，魏晋名士有一种特立独行、我行我素的精神，他们珍惜思想的独立性，有一种反抗潮流、蔑视世俗、挑战多数的精神。这种精神使吴敬梓和曹雪芹非常佩服、非常欣赏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吴敬梓和曹雪芹没有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，没有一种独立的思想，没有一身傲骨，怎么能够写出那样伟大的作品。非常之作，必须非常之人；非常之人，需要一种非常之精神。这样一种六朝情结，一种对魏晋风度的仰慕，也成为吴敬梓精神的一根支柱。江南地区是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的重灾区，也是三朝笼络知识分子的重点地区。在中国，南京是个政治敏感的地区。文革快结束的时候，1976年1月，总理去世了，我听说，有一天晚上，南京城里贴出一条大标语：“坚决要求张春桥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”。一张报纸一个大字。这当然是拥护四人帮的一派贴的。早晨的时候，人们发现，这条标语被人重新贴了一下，变成“张春桥同志坚决要求担任国务院总理”。当时，我在沈阳，没有觉得社会上有这种政治敏感。当然，从语言学的角度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小故事里体会到汉语的一些特点，就是语言的组合很重要，不同的组合可以表达非常不同的意思。和外国语言用变格、用后缀不同。

面对着歌舞升平的盛世，吴敬梓感受到的是势利和虚伪，而曹雪芹感受到的是真、善、美的死亡。吴敬梓考虑的中心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出路，而曹雪芹考虑的是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在《儒林外史》诞生以前，小说中也不时地写到知识分子的生活，但是，对于知识分子的生活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、生活道路、历史命运，从来没有《儒林外史》写得这么真实、这么深刻。吴敬梓以知识分子为中心，展开广阔的画面，写到了广泛的社会阶层，写出了形形色色的众生相。《儒林外史》被认为是世态人情的教科书，而《红楼梦》被称作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。

 从具体的写法来看，《儒林外史》涉及广泛的社会阶层，以知识分子为中心，涉及到三教九流；而《红楼梦》则不同，《红楼梦》很少写到贾府的外面去，主要写一个大观园。大观园其实是很特殊的地方。大观园是一个女儿国，只有一个贾宝玉是唯一的合法的男性公民。这些女孩不是一般的女孩，都是眼睛会说话，眉毛会唱歌的女孩。从两个作家的创作才能来说，吴敬梓的强项是讽刺，世态的讽刺。曹雪芹是爱情的描写。作家和作家不同，有的擅长写这个，有的擅长写那个。譬如《儒林外史》里就没有什么爱情的故事。很多婚姻都是包办婚姻，也没有什么不好。不好的话，就是因为被功名富贵给闹的。象鲁小姐和蘧公子，本来是才子佳人的天作之合。可是，蘧公子好虚名而不好八股，鲁小姐却是八股的行家里手。看到丈夫不懂八股，这位八股才女便常自垂泪，有“误我终身”之叹。在世界文学中，司汤达、托尔斯泰、屠格涅夫、茨威格，都是描写爱情的高手，巴尔札克写的爱情就不行，没法看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曹雪芹特别善于用爱情去考验他笔下的人物，而吴敬梓则是处处用功名富贵去考验人物的灵魂。吴敬梓对于虚伪和势利的现象特别敏感，时时地抓住，加以揭露和抨击。

从风格上看，《红楼梦》象一首诗，长歌当哭，象一首哀感顽艳的长诗；而《儒林外史》则象散文，是史学那种外冷内热的风格。

从小说的结构上来看，吴敬梓选择连环短篇式的结构来展开一幅幅的风俗画，他没有在结构上花太多的精力。或许他认为这种结构最便于表现他的主题，最便于发挥他描写世态的特长。曹雪芹则不然，他则象一个围棋高手，每下一子，都考虑着全局，又照顾着局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