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读《儒林外史》，会体会到什么是讽刺。揭露丑恶并不等于讽刺。只有假、恶、丑而自以为真、善、美的时候，本来是无价值的东西，却自以为很有价值，自我感觉非常之好的时候，它们才成为讽刺的对象。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，和鲁迅对讽刺的看法是如此的合拍，难怪鲁迅要如此的欣赏它了。鲁迅从《儒林外史》中得到很多的启发。我们读鲁迅的小说可以体会到这一点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，不是很像《儒林外史》中的周进和范进吗？鲁迅的那种含蓄的讽刺不是很象《儒林外史》的讽刺吗？有人说中国有三大讽刺小说，一是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，二是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，三是钱钟书的《围城》。《儒林外史》主要讽刺那些醉心八股、追求功名富贵的知识分子，《围城》讽刺的是当年的“海归派”，《阿Q正传》虽然写了一个农民，但它讽刺的是国民的民族劣根性。那种忧愤更为深广。

《儒林外史》从日常的生活中，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人物和事情中发掘讽刺的素材，写出一种几乎无事的悲剧。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但又确实是一场悲剧。周进的故事，范进的故事，不是天天在发生吗？人们没有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无数人的生命、青春就这样地消耗掉了。而且消耗得一点价值都没有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黄卷青灯之下，多少个灵魂麻木了，多少宝贵的青春枯萎了凋谢了，这不是几乎无事的悲剧吗？不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吗？吴敬梓对势利和虚伪的现象特别敏感，时时地加以抓住抨击。日常生活中的虚伪和势利，一般人不一定觉察得到。我举个例子，譬如你在家正忙着写一个东西，时间很紧，恰好来了一个熟人。不速客从天而降。他没有什么事，只是找你聊聊天，聊了半天，你心里很着急，但没有办法。终于聊完了，他要走了。你一定会挽留他多坐一会，他决意要走了，你又会表示，希望他常来。这是藏在礼貌背后的虚伪。鲁迅说过，无端的浪费他人的时间是等于谋财害命的。这种虚伪或许是一般人所感觉不到的。你如果把鲁迅的这段话写下来，贴在墙上，别人会认为你这人太不懂礼貌。其实，你没事，找人瞎聊，对方很忙，耽误了人家的时间，就无端地缩小了人家的生命。鲁迅说他常常感到的痛苦是时间不能完全属于自己。东晋的时候，有个大诗人，叫陶渊明，他为人非常坦率。有一次，他喝得醉醺醺的，就对客人说，我醉了，你回去吧。他不说，你再喝点，你再坐一会。所以，我们说陶渊明是一个性情中人。一般的魏晋名士总使人感到有点做作，惟有陶渊明最率真。

吴敬梓对世态的讽刺，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，所以它非常的深刻。吴敬梓的讽刺告诉读者，是八股取士的制度造成了世风的虚伪和势利，在科举制度的诱惑之下，知识分子变得利欲熏心，寡廉鲜耻。《儒林外史》里特别写到一个人物匡超人。这个匡超人一出场，是一个淳朴而乖巧、机敏而老成的农村青年。书中还特别写了他的孝。他侍侯瘫痪在床的父亲，非常尽心。可是，马二先生的一番话，点燃了匡超人的功名欲望。马二先生告诉匡超人，读书中了举，有了功名，才是大孝，自己也不吃苦。从此，匡超人开始钻研八股，终于一步一步，失去了农家子弟的淳朴，变成一个名利之徒。他后来混到斗方名士堆里，又和衙蠹潘三勾结，伪造文书，当枪手替人考试。撒谎自吹，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。匡超人颇有一点小聪明，学什么都很快。他和杭城的名士群来往不久，已经学得沽名钓誉、自吹自擂、厚颜无耻；上了潘三的贼船以后，益发加快了堕落的速度。杭城名士群的吹吹拍拍，难以满足匡超人对金钱的欲望，潘三的一番教诲使匡超人大开眼界。在潘三的教唆下，匡超人伪造文书、充当枪手，开始越出法律的约束。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，开考的那一天，匡超人穿上军牢夜役的那一套行头，随着众人，“吆喝了进去”。他偷偷地和金跃交换了角色，替金跃“做了文章”；“那童生执了水火棍，站在那里。”文章做完，匡超人和金跃又将衣服换过来，“神鬼也不知觉”。匡超人既有贼智，又有贼胆，他第一次充当枪手，居然就如此老练。我们不能不佩服匡超人的小聪明，他学什么都是一学就会。他的八股本来没有什么功底，马二先生给他出了题，“次日，马二先生才起来，他文章已是停停当当，送了过来。”马二先生刚刚培训了他两天，他居然就当起了杭城的选家。“屈指六日之内，把三百多篇文章都批完了。”比他的启蒙老师——迂腐的马二先生快多了。马二先生对蘧公孙说：“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，不肯苟且下笔，要那读文章的读了这一篇，就悟想出十几篇的道理”，真是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，可惜效率不高。据出资的人说，“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，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，催着还要发怒，不想先生批的恁快！我拿给人看，说又快又细。”同样是三百篇文章，一个是“屈指六日之内”，一个是“要批两个月”。质量虽然不敢恭维，但是，新锐少年，出手不凡，那速度和效益却是无庸置疑。他还会“把在胡家听的这一席话敷衍起来，做了个序文在上”，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善偷。他对牛布衣说：“自从那年到杭州，至今五六年，考卷、墨卷、房书、行书、名家的稿子，还有《四书讲书》、《五经讲书》、《古文选本》，家里有个账，共是九十五本。”真是后生可畏。那销路也是非常的好：“弟选的文章，每一回出，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，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北直的客人，都争着买，只愁买不到手。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，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。”真是让人羡死。匡超人本来没学过作诗，为了赶赴西湖诗会，“便在书店里拿了一本《诗法入门》，点起灯来看。他是绝顶的聪明，看了一夜，早已会了。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，拿起笔来就做，做了出来，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。当日又看，要已精而益求其精。”看了两天《诗法入门》，便会做诗，这文学理论的指导作用真是不可小看，西湖名士的诗歌水平也就可想而知。他还挺有自知之明，已经“觉得比壁上贴的还好些”，却还要精益求精。

吴敬梓借这样的描写告诉我们，是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造成了读书人的堕落。作者不是把读者的憎恨引向某个个人，而是把这种憎恨引向那个社会，引向那个八股科举制度。所以，吴敬梓对周进、范进的讽刺中是带着同情和谅解的，是一种含泪的笑。作者写周进发迹，当了学道，去广东主持科考。当他看到穷困潦倒的范进时，便想起了自己的过去，萌生了提携寒素之心。范进是作者否定的人物，但作品中写范进为人却极老实。在面试的时候，周进问他年龄多大，范进如实回答，说填的是三十多岁，实际是五十四岁。可见其人之老实。这就是所谓“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”好人不是绝对的好，坏人也不是绝对的坏。鲁迅说，自从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，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。其实，《儒林外史》也是一样，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。